王晓朝丨“发生学”“谱系学”的由来与关联

王晓朝，1984年在杭州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996年在利兹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讲座教授，兼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外国哲学与宗教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希腊宗教概论》《基督教与帝国文化》《神秘与理性的交融》《罗马帝国文化转型论》《教父学研究》《跨文化视野下的希腊形上学反思》，译著有《柏拉图全集》《西塞罗全集》《上帝之城》等。

本文认为，发生学的方法是人文学研究的一种普遍方法。但是，在中国学术界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中，英文“Genealogy”(发生学)一词多被理解和翻译为“谱系学”。从语词关系上说，“发生学”与“谱系学”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即“发生学”是“一般”，“谱系学”是“个别”。发生学的使用范围很宽泛，谱系学的使用范围相对较窄。发生学的方法适用于整个哲学领域，而谱系学的方法只适用于伦理学或伦理思想史。因此，发生学是研究事物的发生和生成的学说或学问，而谱系学是用发生的眼光把握道德和伦理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整理它们的世代。由此可以说，谱系学是伦理学中的道德发生学，是伦理思想史研究中的伦理思想发生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均把尼采、福柯视为运用谱系学方法的典范，然而，这样的提法缺乏事实支撑，是不准确的。其一，尼采本人不仅没有说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是谱系学，而且还把“道德谱系学家”的帽子扣到他所反对的一批伦理思想家头上。其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经详细研究过尼采，但在《尼采》这本书中并不认为谱系学是尼采的研究方法。其三，尼采的方法之所以被误认为“谱系学”的方法，福柯起了重要作用；所谓福柯总结的尼采谱系学，实际上是福柯本人的谱系学。为避免误解，中国学术界有必要区分尼采的谱系学与福柯总结的尼采谱系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则自在，一则自为；一则潜在，一则自觉。与尼采相比，福柯是一位自觉的谱系论者，谱系学既是他的哲学理论，又是他自觉运用的重要方法。福柯在由考古学向谱系学转化的过程中提出了起源分析法，把谱系学的方法具体化为起源分析法。他用起源分析法研究了大量伦理道德问题，推动了西方现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他的谱系学，是一种以起源分析法为主要方法的道德发生学。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源自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各种发生学思想，具有明显的历史主义特征，但福柯试图用所谓历史感性和实际历史来取代传统的历史主义，持有反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具有明显的反历史主义特征。在此意义上，福柯的谱系学与发生学是对立的。原文发表《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第273—280页，感谢《南国学术》期刊和公众号慨然授权，惠赐佳稿！本公众号推送时略去原文注释、参考文献，各位读者朋友，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伦理学术7——美德伦理新探》

2019年秋季号总第007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19年12月 

“发生学”“谱系学”的由来与关联

 王晓朝/文

发生学的方法是人文学研究的一种普遍方法。但是，在中国学术界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中，“发生学”(Genealogy)多被理解和翻译为“谱系学”。在人文学研究的新时代，学术界既要对发生学的方法进行反思，更要考虑发生学方法的具体运用。本文拟通过考察“Genealogy”的词源和词义，阐明发生学与谱系学的由来，揭示谱系学的基本性质、基本方法、主要特征，并与发生学作初步比较，以期推动坚持历史主义的发生学方法在伦理思想史研究中的运用。

本文作者：王晓朝 教授

一

“发生学”的词源与词义

“发生学”“谱系学”是中国学者对希腊语“γενεαλογία”(拉丁语写作“genealogia”，英语写作“Genealogy”，法语写作“généalogie”)的两种译法。“γενεαλογία”的词根是“γεν-”，由此构成许多同源衍生词。例如，动词“γίγνομαι”，意思是生育、生殖、出生、诞生、是、成为、产生、来到、过去、出现、变成、成为、发生；又如，阴性名词“γενεά”，意思是出身、部落、民族、种族、世代、谱系；再如，阳性和中性名词“γένος”，意思是起源、开端、本源、原初、生产、制造、生成。

不过，“γενεαλογία”在英文中有两种译法：一种译为“genealogy”；另一种译为“the study of pedigree”。而“pedigree”的意思是谱系、血统、家谱、家系、出身、门第，也指语言的起源、词源。比较一下词义，可以看出，“genea”与“pedigree”，是同义词或近义词。例如，在与柏拉图(Πλατών，前427—前347)的对话中,苏格拉底(Σωκράτης，前470—前399)说：“有些人把自己的祖先(pedigree)上溯二十五代，以为自己是安菲特律翁之子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从而自我夸耀，但在我看来，他们只不过是把好奇心放在了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在具体使用中，“pedigree”的含义偏重于“谱系”，而“genea”的含义偏重于“发生”。在中国学术界，在提到“谱系学”的英译名时，学者们多数是用“genealogy”，但也有人使用“pedigree”。例如，李晓林在文章中认为，福柯(M.Foucault，1926—1984)的谱系学英译文是“the study of pedigree”。然而，我看到的福柯本人的用词却是“genealogy”(法文généalogie)，将“genealogy”溯源至“pedigree”似无必要。

从词义上来观察，“谱系”与“发生”是有着天然联系的；因为，每一世代事物发生的序列就是谱系。古希腊哲学诞生以后，哲学家在理论思考中既考察事物的一般发生，又考察各个门类事物的发生序列。柏拉图既在“发生”的意义上使用“γενεα”，也在“谱系”“世代”“世系”“代际”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蒂迈欧篇》中的老祭司说：“梭伦啊，你刚才讲述的你们希腊人的谱系，顶多只能算作童话故事。”天文学家蒂迈欧(Τίμαιος，前420—前380)则在这篇对话中系统讲述了世界的生成和结构。他说：“让我们接受他们的解释，说一下众神如何生成，说一下众神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所谓众神如何生成，也就是众神的谱系。可见，柏拉图使用“γένεσις”这个词的意思既是“生成”，又是“谱系”。

从语词分析来看，“发生学”与“谱系学”是同一外来词的两种中译名，把“Genealogy”译成“发生学”或“谱系学”都具有合理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译名产生以后，在实际使用中，其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发生学的思想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萌芽和胚胎。柏拉图设想世界具有绝对的、唯一的、超历史的起源，以此解释万物的本质、发生和意义，认为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先行包含于它的本质之中。柏拉图的发生学思想，在自然哲学领域以“神创论”的面貌出现。《蒂迈欧篇》讲述了宇宙的生成及其结构，认为造物主用理智创造宇宙、宇宙灵魂和众神，众神受造物主指派，向宇宙借取火、土、水、气四元素，创造有生有灭的万物和人。这种发生论思想，是西方古代发生论思想的主流。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宗教神学在思想领域的一统天下被打破。自然科学在探索事物起源、发育、演化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发生学的方法进一步具体化，在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得到运用。

刊登本文的《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封面

二

“谱系学”是“发生学”的具体运用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发生学的运用范围很宽，谱系学的运用范围较窄。宽泛地说，学者们多用“发生”这个词来表示人和事物的产生、生成，而发生学就是研究事物发生和生成的学说、学问。“谱系学这一术语，一般是指对一个巨大而延续的家族的不同世代中的不同成员在其历史进化过程中的血缘关系的研究。”中国学者多用“谱系”一词来描述道德或伦理思想的产生、演变、传承。可见，谱系学是用发生的眼光把握道德与伦理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整理它们的世代。

“发生学”与“谱系学”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发生学”是“一般”，“谱系学”是“个别”；发生学的方法适用于整个哲学领域，而谱系学的方法只适用于伦理学或伦理思想史。讨论“发生”问题，既可以在一般的语境亦即哲学的语境中进行，也可以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例如，在宇宙论的语境中谈论“发生”，其结果就是“宇宙发生学”；在物理学的语境中谈论“发生”，其结果就是“元素发生学”；在生物学的语境中谈论“发生”，其结果就是“生物发生学”；在思维科学的语境中谈论“发生”，其结果就是“认识发生学”；在伦理学的语境中谈论“发生”，其结果就是“道德发生学”；而在伦理思想史的语境中谈论“发生”，其结果就是“伦理思想发生学”。也可以说，“谱系”为表，“发生”为里，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谱系学的基本性质就是发生学。它是伦理学中的道德发生学，是伦理思想史研究中的伦理思想发生学。中国学者在引进和介绍当代西方伦理思想的时对“谱系学”译名的使用，清楚地显示出谱系学与发生学的关联。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向国内介绍了众多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的伦理思想，把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福柯均视为运用谱系学方法的典范；因此，在研究尼采、福柯时，多采用“谱系学”这个译名。德国哲学家尼采撰有著作《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中文译者周红把“Genealogy”译成了“谱系”，并称之为“尼采道德哲学的代表作”。法国哲学家福柯撰有文章《尼采、谱系学、历史》，译者们也多是把“généalogie”译为“谱系学”，尽管人们对“谱系学”的译名和基本涵义仍有争论。

在中国学术界，研究者多认为谱系学的方法就是尼采、福柯使用的研究方法。例如，《伦理学大辞典》说：“谱系学方法，一种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德国尼采提出，后由法国福科加以运用和发挥。说明一个事物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连续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样的提法缺乏事实支撑，是不准确的。

首先，尼采本人不仅没有说他自己的研究方法是谱系学，而且还把“道德谱系学家”的帽子扣到他所反对的一批伦理思想家的头上。他说：“从这个起源出发——‘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必要和‘不自私’的行为相关联：那是道德谱系学家们的偏见。”这表明，“谱系学”并非尼采本人对他研究道德时运用的方法的称谓，或者说谱系学的方法并非尼采自觉意识的方法。至于尼采运用语言学的方法，查找道德概念“善”(好)的词根，追溯这个语词的原初含义，揭示道德观念的起源和发展，总结道德的类型，这样的方法与谱系学的方法有相似之处，但只可以称之为潜在的谱系学方法。

其次，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 Heidegger，1889—1976)曾经详细研究过尼采，但他在《尼采》一书中并不认为谱系学是尼采的研究方法。他用回溯的方法，把尼采的形而上学回溯至古希腊哲学，开列了西方形而上学史的谱系。他指出，柏拉图是形而上学史的开端，尼采是形而上学的终结。尼采的形而上学观点或思想主要是虚无主义、重估以往一切价值、强力意志、相同者的永久轮回、超人。“它们分别从一个角度——从一个总是决定着总体的角度——展现了尼采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通过对尼采的五个基本概念(强力意志、永恒轮回、公正、虚无、超人)的解释，呈现了尼采的形而上学体系。他说：“对笛卡尔及其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来说，所有这些要素都具有别一种意义。他的形而上学立场并非不受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影响，但本质上已经远离古希腊形而上学。因为这种影响和距离一直没有清楚地被区分开来，所以才会总是一直蔓延一种错觉，仿佛普罗太哥拉是古希腊形而上学中的笛卡尔；正如人们会断言，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中的康德，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中的托马斯·阿奎那。”对起源的回溯，是谱系学方法的重要特征。所以，与其说是尼采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不如说是海德格尔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

最后，尼采的方法之所以被误认为“谱系学”的方法，福柯起了重要作用。福柯本人对谱系学有明确的认识。他说:“谱系学枯燥、琐细，是项极需耐心的文献工作。它处理各种凌乱、残缺、几经转写的古旧文稿。”“谱系学就是解释史：作为不同解释出现的道德、观念、形而上学概念的历史，自由观念和禁欲生活的历史。”福柯在接受采访，谈到法国学术界翻译出版尼采著作时说：“我们会尽力统一译法，不仅要根据语言学，还要依据尼采的基本概念。总之，我们将恢复哲学家的思想原貌。”福柯力图还原尼采的思想，并且明确把尼采称作“谱系学家”。然而，尽管尼采对西方伦理思想作了深刻反思，但所谓谱系学在尼采那里尚且处于潜在或自在的状态。为了避免误解，中国学术界有必要区分尼采的谱系学与福柯总结的尼采谱系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则自在，一则自为；一则潜在，一则自觉。与尼采相比，福柯是一个自觉的谱系论者。所谓福柯总结的尼采谱系学，实际上是福柯本人的谱系学。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

三

起源分析法

福柯在总结尼采的哲学方法时使用了“谱系学”这个名称，并把尼采视为运用谱系学的典范。然而，谱系学这个名称只是一个标识，它本身并没有道出这种方法究竟是什么。福柯从知识考古学转为谱系学的研究，始自20世纪 70年代后。在福柯的思想体系中，谱系学既是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又是他自觉运用的重要方法。通过总结尼采的谱系学思想，福柯提炼出谱系学的具体方法，并在他自身的研究中实现了从考古学向谱系学的转化。福柯说：“谱系学作为起源分析，处在肉体和历史的环节上。”可以认为，起源分析法就是福柯谱系学的基本方法。

福柯指出，尼采用来表示起源的词很多，有“Ursprung”“Entstehung”“Herkunft”“Geburt”等等。“Ursprung”的含义有两类：第一类，起源、由来、开端、发祥地；第二类，根源、根由、起因。“Entstehung”的含义是产生、发生、出现、形成、兴起。“Herkunft”的含义是出生、来源、来历。“Geburt”的含义是生产、生育、出世、诞生、出身、发生、形成。这些词，都是同义词或近义词，但具体含义有或大或小的差别。

福柯提到，尼采对“Ursprung”这个词有两种用法：“尼采强调的是这个词的另一种用法。他有时还把一个术语同另一个术语对立起来，例如，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的第一段中，形而上学所寻求的神奇起源被用来与历史哲学的分析相对立，历史哲学提出的是关于Herkunft与Anfang的问题。在《道德谱系学》的这一点上，尼采希望表明Herkunft和Ursprung两个词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有价值的。”在谈论了尼采对这几个词的不同用法后，福柯自问自答：“为什么谱系学家尼采，至少是在某些时候，拒绝研究起源(Ursprung)？因为，首先人们总是在起源中收集事物的精确本质、最纯粹的可能性、被精心置于自身之上的同一性、静止并异于一切外在、偶然和连续的东西的形式。寻求这样的起源，就是试图找到‘已然是的东西’，找到一个与其自身完全相似的意象的‘那个自身’；这就是把所有本应发生的枝节、所有计谋和伪装当作外在和偶然的东西；这就是要着手扯去一切面具，最终揭示出源初的同一性。”福柯在此敏锐地发现，尼采的起源研究与传统的起源研究有一系列重大差别，所以，尼采在某些时候拒绝传统的起源研究。

福柯指出，传统的起源观念包含三个公式：事物的起源与其自身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然后事物才开始分裂和离散；一切事物在开端时是完美的，起源是高贵的，然后事物才开始堕落和腐败；起源是真理之所在，但是后来人们的认知遮蔽了真理、误解了真理。然而，这三个公式并非起源分析法的目标。福柯嘲笑传统的起源研究：“人们倾向于认为在起点上，事物是完美的；它们出自造物主之手，流光异彩，沐浴着黎明时分无阴影的光照。起源总是先于堕落、先于肉体、先于世界和时间；它在众神之侧，讲述它的神谱广为传唱。然而历史的开端是卑微的。”

与传统的起源研究相比，福柯认为，谱系学的起源分析法具有下述特点：首先，起源分析法以追溯研究对象的出身或出处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破除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对“本质”“本源”“同一”“真理”的幻想，摒弃本质、本源，摧毁本质、本源以及真理的优越地位。“作有关价值、道德、禁欲主义和认知的谱系研究，决不是把历史插曲当作不可把握的东西忽略掉，决不是径直去追寻它们的起源。相反，恰恰是要驻足于细枝末节、驻足于开端的偶然性；要专注于它们微不足道的邪恶；要倾心于观看它们在面具打碎后以另一副面目的涌现；决不羞于到它们之外去寻找它们；通过挖掘卑微-基础，使它们有机会从迷宫中走出，那儿并没有什么真理将它们置于卵翼之下。”对谱系学家来说，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规律和基础，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终极目的。

其次，起源分析法不想在历史的起源处重建连续性。它要考察起源的细枝末节和开端的偶然性，要寻找起源的卑微基础，要破除有关起源的真理妄想。“在将非连续引入我们的存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实际的。它裂析人的情感，强调人的本能，复殖人的肉体并将肉体与其自身对立起来。它使自我一无所有，使它不再拥有起确保作用的生命和本质的稳定性。它摆脱了任何千年终结观的诱惑。它挖空了人们给它找到的基础，拒斥所谓连续性。”传统的起源研究认为，最深刻和最隐晦的问题，实际上是最表层的东西。起源分析法放弃对所谓深层本质的探索，将探索的目光转向表层现象，寻找事件的细节、微小转换，以及细微轮廓的外观。

最后，起源分析法不是要去奠定什么基础，而是要触动那些被视为神圣的、统一的东西，使起源显露出异质性。“一切事物的背后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不是什么无日期的、本质性的秘密，而是事物没有本质，或其本质是用不同的形象一点点制造出来的这一秘密。”历史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连续性积累、增长，毋宁说是无数断层、裂缝、不稳定的异质层的集结。“在历史的开端所发现的，不是依然保持着的事物起源的同一性，而是各种其他事物的不一致，是不协调。”所以，起源分析法是一种把握差异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把握同一的方法。

福柯把谱系学的方法归结为起源分析法，并指出了起源分析法的基本特征。相比较而言，谱系学的方法与发生学的方法有诸多相同之处。发生学的方法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理解为能动的连续体，对其作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要研究对象的“现实”“起源”“过程”，要阐明事物历史演变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把握其中的发展规律。诚如恩格斯(F.Engels，1820—1895)所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方法的研究出发点是“以终为始”，以现实的对象为问题意识的起点，而其成果的展现则是“从始至终”，必须连续、完整与整体地阐明对象的演变历史。两相对照，谱系学与发生学都要研究起源。在这个方面，二者是相同的。而在其他方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差异。

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四

福柯谱系学的反历史主义特征

福柯是一名自觉的谱系学家。在谱系学与发生学具有共性的意义上，福柯当然也是一名发生学家，但他的谱系学具有明显的反历史主义特征。福柯说：“谱系学不是以一种在博学者鼹鼠般眼光看来高深莫测的哲学家视域而与历史对立；相反，它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的元历史展开。”“谱系学，相对于把知识注册在专属科学权力的等级中的规划，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

在《尼采、谱系学和历史》一文中，福柯对西方近代形成的历史学提出严厉的批评，极尽嘲讽之能事。他说：“历史的一个特征是不作选择，不分主次，认识一切；不分高下，理解一切；无差别地领受一切。什么也不能逃避它，什么也不被排除。历史学自诩这正是细微审慎的标记；不将自己的趣味加诸旁人，不将自己的好恶加诸实际发生的东西。事实上，这是缺乏趣味，是粗俗和沾沾自喜，是极尽亵渎高雅、搜寻卑琐之能事。”“历史学家对令人作呕的东西麻木不仁，甚或喜不自胜，表面上公允客观，实际是将一切归于软弱的公众意见，而置崇高于不顾。他之所以想多知道一些，想知道一切，是为了把握日渐浓缩的秘密。”“这种历史学家的历史赋予自己超时间的支点，试图以启示录的客观态度评估一切，而根子在于它设定永恒真理、不死灵魂和自我同一的意识。”他认为，历史学家是一些煽动者。“蛊惑人心的煽动者往往是伪善的。在普遍性的面具下掩盖着的，可能是他个人的仇恨。正如煽动者援引真理、本质规律和永恒的必然性，历史学家乞灵于客观性、事实的精确性和凝滞的往昔。”“历史学家极力反对自身，克制自己的好恶，消除自己的观点，代之以具有虚构的普遍性的几何学，去模拟死亡，以便进入死之国门，去获取没有面孔、没有名字的准存在。”

福柯的谱系学坚持反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试图用所谓的历史感性和实际历史来取代传统的历史主义。他说：“实际历史区别于历史学家的历史的根本点在于，它不以任何恒定性为基础。”“真正的历史感性认识到，我们在无数流逝的事件中生活，并无原初的坐标。”“历史感性使知识在其认识活动中获得一种谱系学的维度。实际的历史在垂直于自身的方向上实践着历史的谱系学。”

福柯的“历史感性”这个概念也是从尼采那里来的：“在他多次勾画的历史谱系学中，尼采将历史感性与历史学家的历史联系起来。二者拥有一个共同缠结的开端。同一个迹象，既显示了疾病的症候，又昭示出花蕾的萌发。在这个迹象中同时产生出历史感性和历史学家的历史，旋即二者就分化了。”福柯指出，对历史学家卑贱的禁欲主义，“不是要给它以一种历史哲学的奠基，而是要从它产生出的一种东西出发去粉碎它，去掌握历史，拿它作谱系学的使用，也就是说，作一种严格的反柏拉图主义的使用。如此，历史感性就摆脱了超历史的历史”。

对应于历史的三种柏拉图主义模式，福柯提出了历史感性的三种使用：“其一，对实在性的反讽式的和破坏性的使用，它与历史-回忆或确认相对；其二，对同一性的分解和破坏性使用，它与历史-连续性或传统相对；其三，对真理的牺牲和破坏性使用，它与历史-认知相对。总之，要以一种完全摆脱了形而上学和人道主义化记忆模式的方式来使用历史，要使历史成为反记忆——从而也就展开了另一种时间的形式。”

在解释第一种使用时，福柯认为，好的历史学家、谱系学家或具有历史感性的人，要让历史的滑稽剧重新开演，“重构发展中的诸高峰，使它们成为永远在场的历史，依据事业、行动、作品的内在本质的标记重新发现它们的历史”。在谱系学看来，主体或人不是超然的历史观察者，历史不是与历史学家无关的事实，谱系学承认自身所处的位置和偏见，而不是隐瞒和试图消除透视性，求得所谓的客观和公正。与传统历史学千方百计寻找历史内在的、固定不变的规律相反，谱系学对历史中的一致性和规律性持坚决拒斥的态度。谱系学明确地告诉人们：这些一致性和规律性完全是虚构的，纯粹是假面具。

在解释历史的第二种使用是系统分解同一性时，福柯说道：“谱系学导向的历史不是寻找我们同一性的根源，相反要尽力消解它，不是确定我们源出的唯一策源地，那个形而上学家预言我们必将回归的最初决定，而是致力于昭显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非连续性。”与传统历史学家书写超验的历史不同，谱系学家书写实际的历史。这种实际的历史以拒斥形而上学的“整体”“同一”“开端”“发展”“目的”为旨归。谱系学反对在时间之外作超越历史的观察，反对追溯历史的内在发展，反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

至于历史的第三种使用是牺牲认知主体，福柯解释说：“昔日宗教要求牺牲人的肉体，今天知识放弃了认知主体，要求把我们自己当作实验对象。”“不是要以我们现有的真理来评价过去，而是要大胆地在无限展开的求知之志中摧毁认知主体。”认知主体是有害的，不仅不能达到普遍真理，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危害。牺牲认知主体并不是说要让求真之志受制于认知的限度，而是说在它牺牲的时候，求真之志的真理意向摆脱了一切限度。

综上可见，福柯是一名自觉的谱系学家。在福柯的思想体系中，谱系学既是他的哲学理论，又是他自觉运用的重要方法。福柯在由考古学向谱系学转化的过程中提出了起源分析法，把谱系学的方法具体化为起源分析法。他用起源分析法研究了大量伦理道德问题，推动了西方现代伦理思想的发展。他的谱系学，是一种以起源分析法为主要方法的道德发生学。需要注意的是，福柯试图用所谓的历史感性和实际历史来取代传统的历史主义，持有反历史主义的立场，具有明显的反历史主义特征。在此意义上，福柯的谱系学与发生学是对立的。

本文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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